如何在新常態的背景下進一步提昇我國宏觀金融調控水平，對於充分發揮金融的現代經濟核心和經濟運行血脈作用，更好地服務於產業結構轉型昇級、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變和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1新常態下經濟轉型發展的機遇和挑戰
(一)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經濟發展的新常態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一是高儲蓄率。二是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加快推進。三是經濟全球化趨勢。四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進。
在看到難得歷史機遇的同時，我國經濟發展還面臨四個方面的嚴峻挑戰。
一是人口老齡化問題。人口老齡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對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提出了嚴峻挑戰。
二是資源環境制約。資源環境因素已嚴重影響到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其產生的負面效應將會抵消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
三是經濟結構失衡。從中國過去十年的情況分析，從產業結構角度上看，以加工制造業為主的工業產能嚴重過剩，而服務業產能卻明顯不足，整個結構還處在以二產主導，三產發展不足，一產基礎比較薄弱的階段。從需求結構上看，投資和出口增長較快，消費佔比不斷降低，三駕馬車的協同拉動作用發揮不夠均衡。
四是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國際化問題。當前世界經濟復蘇一波三折，對我國經濟影響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國際形勢的不確定性，既增加了我國出口的不確定性，也會對跨境資金流動、人民幣匯率、大宗商品價格等產生影響，甚至帶來潛在風險。
(二)新常態下我國金融業發展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新常態下我國金融業機遇與挑戰並存。當前，我國金融業發展面臨三個機遇。一是經過近幾年的發展，我國金融業具備了一定的實力，並保持較高的增長勢頭，為今後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二是我國人民幣國際化、自貿區建設等金融開放進程進一步加快，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等方面的創新不斷深化，為我國金融融入國際化，參與國際競爭，提高整體實力和國際競爭力提供了有利條件。三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完善金融市場體系等一系列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政策措施，有助於進一步推進金融改革創新。
同時，受內需減弱、房地產市場調整和產能過剩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實體經濟存在的問題開始向金融領域傳導，金融風險出現一定程度的擴散和蔓延，特別是受產業結構不盡合理、體制機制尚不完善等因素的影響，經濟結構調整、企業轉型昇級進程中的金融風險開始顯現，突出體現為社會融資需求結構性低迷，商業銀行資金來源趨緊，負債成本高企，利潤增速下降，不良貸款出現“雙昇”，經營壓力明顯加劇,政府融資平臺公司、房地產企業、科技型企業等企業和領域資金鏈緊張，跨市場、跨行業金融風險有所集聚，金融風險防范壓力上昇,對於保持金融業持續健康發展和發揮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在新的形勢下我國金融業要一方面積極推動金融融入國際化，實現與國際市場接軌，加快自身發展；另一方面要注重實現有限風險，使風險保持在可控水平，確保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
2新常態下經濟轉型發展的金融訴求
新常態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催生了四個方面的金融訴求：
(一)支持經濟轉型發展。從國際經驗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型工業化國家，無一不是在轉型昇級中實現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我國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帶來的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加之生產要素成本上昇，這種以擴大工業規模為主，粗放型的、外延型的增長模式已越來越多地受到資源、環境約束，難以持續。
理論與實證研究表明，金融發展能夠通過資本積累機制、資源配置機制、技術創新機制等影響經濟結構和引導生產要素流動，推動區域內產業結構調整和公共資源合理布局。因此，我國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需要金融業的大力支持。一方面，要擴大金融業規模，因為金融業是生產性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快發展以金融業為核心的現代服務業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途徑。另一方面，要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結構，使金融資源向優先發展、重點發展的領域或行業，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民生工程、自主創新、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等項目傾斜，推動投資結構合理調整。
(二)加快商業銀行轉型發展步伐。推動經濟轉型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引入市場機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體現在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和環節，從金融層面來看，就是要推進要素價格改革，即利率和匯率市場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隨著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以及各方面條件的不斷成熟，存款利率放開管制進程必將加快。
一般來說，利率市場化將對金融機構尤其是商業銀行產生較大影響，單一依靠利差收入的傳統盈利模式將會受到衝擊，這不僅會削弱銀行的盈利能力，而且可能會影響銀行自有資本率，進而造成系統性金融風險。利率市場化對商業銀行最直接的挑戰是對貸款定價的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的考驗，從目前情況看，多數商業銀行還無法做到分客戶、分產品的定價，還未達到精細化管理的程度。因此，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商業銀行所面臨的約束條件和經營環境將會發生重大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商業銀行迫切需要轉型發展，通過管理、服務、產品、渠道、客戶等方面的改革和創新，增強對利率市場化改革的跟進與適應能力。
(三)推動化解過剩產能。近年來，一些行業由於盲目擴張、低水平重復建設，造成生產能力嚴重過剩，成為影響我國經濟運行的突出問題，影響我國的產業結構昇級、創新驅動戰略實施以及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2013年10月，國務院發布了《國務院關於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確定了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和船舶五大嚴重產能過剩行業並對未來五年化解產能過剩工作進行了規劃。化解過剩產能要求金融機構加快信貸結構調整步伐，既要嚴格控制產能過剩行業貸款規模，也要創新服務方式支持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兼並重組和轉型發展。
(四)加強金融風險防范。金融風險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宏觀經濟運行情況密切相關。當前我國經濟發展處於三期疊加階段，經濟增長正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轉變。經濟增速放緩進一步加大了金融風險，2014年二季度末我國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和外資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分別為1.05%、1.00%、0.99%、1.72%和0.59%，與一季度末相比均呈上昇趨勢。同時，隨著化解過剩產能力度的加大，產能過剩行業潛在的信貸風險也在逐步顯現：一是受市場環境和化解過剩產能的影響，企業贏利空間壓縮，還貸壓力增大；二是隨著環保標准的提高，抵押物面臨貶值風險，影響信貸資產安全；三是風險向上下游企業傳導，直接對這些企業的信貸安全產生影響。
3新常態下加強和改善金融宏觀調控，推動金融業平穩健康發展的建議
實踐證明，金融的資源配置機制能夠合理引導生產要素流動，推動區域內產業結構調整和公共資源合理布局，能夠通過資本積累機制、資源配置機制、技術創新機制影響經濟結構，在新常態的背景下，更好發揮金融作用，應重點做好六個方面的工作：
(一)完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下的監管協調機制，增強金融宏觀調控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我國在發揮金融創新對經濟促進作用的同時，也要注重防范金融創新對金融穩定的衝擊，探索建立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有機結合的監管框架。
首先，明確宏觀審慎監管的責任機構，根據各國的實踐經驗和各監管機構職能，我國的宏觀審慎監管應當以中央銀行為主導，因為盡管目前應由哪個機構實施宏觀審慎政策尚存爭議，但同時肩負貨幣幣值穩定職責與金融穩定職責的中央銀行，將宏觀審慎監管納入職能范圍卻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應當明確中央銀行為宏觀審慎監管的責任機構。
其次，建立各金融監管部門協商合作的制度性框架，便於對監管權力進行控制和制約，主要包括各部門在監管體系中的職責分工和監管效力秩序，監管合作的原則、內容和方式，信息的收集、交換與共享機制等。
第三，由國務院牽頭，建立跨部門的協調機構，作為協商議事機構，對部門間的監管協調工作進行指導，推動監管協調機制建設，協調監管衝突，但不承擔金融監管職責；最後，加強各監管機構在操作層面的協調與合作。
(二)加強信貸政策引導和“窗口指導”，支持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新常態的核心特征是經濟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換擋。貨幣政策是宏觀調控手段中反應比較靈敏的，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貨幣政策應在實際操作中做出調整。從目前來看，應繼續實施穩健甚至寬松的貨幣政策，保持貨幣供應量平穩、適度增長，以達到拉動內需、刺激經濟的目的。但穩健甚至寬松的貨幣政策並不意味著信貸的全面放松，而是仍要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原則。中央銀行應通過“窗口指導”，引導金融機構認真貫徹執行國家宏觀調控政策，配合轉變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的要求，加大信貸結構調整力度。
一方面，要大力調整存量結構；另一方面，要優化增量結構。
(三)加強利率調控，保持市場利率穩定。利率是貨幣政策的重要傳導渠道。自1998年我國取消貸款規模管理以來，中央銀行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利率調控體系不斷完善。一方面，中央銀行根據宏觀經濟、金融形勢變化和貨幣政策需要，靈活調整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另一方面，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引導市場利率，促進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目標逐步向貨幣市場利率轉型。在利率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的環境下，利用貨幣政策工具引導市場利率，並通過市場利率引導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將逐步成為中央銀行利率調控的重要形式。因此，應逐步建立健全與利率市場化後金融運行機制相協調，能夠利用貨幣政策工具引導市場利率的貨幣政策操作體系，理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通過政策操作傳達中央銀行意圖，使利率總水平保持在預定的目標區間。對於改革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仍要控制利率的浮動區間或者實行優惠利率，通過差異化的利率政策支持我國經濟轉型發展。
(四)推動商業銀行轉型發展，提昇綜合實力和核心競爭力。加強政策引導，推動商業銀行改變“以規模擴張為主要手段，以信貸資產為主要產品，以利差收入為主要盈利來源”的傳統經營方式，實施差異化的競爭策略。一是圍繞市場需求開展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彌補因利差縮小而減少的收益。二是強化資本管理，在授信業務、風險管理、績效考核等各個環節綜合考慮資本因素，建立資本約束機制，實現資本節約。三是完善利率定價技術，加快構建更加精細化、富有彈性的利率管理體系，建立包括資金成本和費用、風險溢價、目標收益以及宏觀經濟指標、市場流動性、宏觀調控政策等變量在內的資金定價系統，按照風險與收益對稱的原則科學定價。同時，逐步將市場價格信息引入商業銀行內部資金轉移定價系統，通過內部資金價格轉移向業務端傳導，形成以市場價格為導向的價格形成機制。
(五)加強財政、金融政策的協調配合，合力推動結構調整。根據經濟增長理論，財政政策能夠在長期影響經濟。因此，應當發揮好財政在基礎設施、公共衛生、教育等領域投入的正向效應，以及對金融資源和其他資源要素的導向和杠杆作用，推動經濟結構調整。一是合理調整稅收政策和財政補貼政策，對鼓勵發展的行業和為這些行業提供服務的金融機構實行稅收減免或給予財政補貼，支持這些行業發展，並引導金融資源向其傾斜。二是加大對醫療、教育、文化、環保等的財政支持力度，增加對戰略性新興產業、農業的生產性投入，通過增加前期投入一方面可直接支持其發展，另一方面也可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更多資本流向這些行業和領域。三是鼓勵和引導符合產業政策的企業直接面向市場融資，設立專項扶持資金，用於上市或發行債券前的宣傳和培訓，同時建立激勵機制，提高企業上市或發債融資的積極性。四是加強對民間資本的疏導，將民間資本引入到基本建設的領域和生產領域，由其進行投資，並且給予其收益權等方面的保障，這樣不但可以提高投資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減小財政負擔，提高財政支出的靈活性。
(六)科學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責任，有效防范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隨著我國金融改革創新的不斷深化，在銀行、證券、保險等傳統金融發展壯大的同時，融資租賃、商業保理、股權投資基金等新型金融業態不斷成長。新型金融業態的發展，拓寬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廣度和深度，但也帶來了一定的風險隱患。為規范新型金融業態發展，維護地方金融安全穩定，各地就地方金融監管的有效路徑進行了積極探索，並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由於缺少地方金融監管范圍准確清晰的界定和上位法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地方金融監管作用的發揮。因此，要科學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及風險處置責任，明確對涉及吸收公眾資金、容易誘發系統性風險的金融機構和活動由中央負責監管，其他風險相對較小的金融機構和活動由地方負責監管，加快建立中央——地方兩級金融監管體系。要堅持權責一致原則，按照職責劃分強化風險防范和處置責任落實，更好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要完善有關監管規定和細則，合理放寬金融行業准入，加強日常監管和分類監管，提高監管信息化水平，推動監管方式由事前監管向全流程監管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