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

　　曹禺作為左翼戲劇運動影響下的作家，雖然是1934年以後的事，但在1928年，曹禺擔任《南開雙周》的戲劇編輯後，就開始了《雷雨》的構思。

　　1933年，23歲的曹禺開始寫作構思了長達五年的劇本《雷雨》和畢業論文《論易卜生》。曹禺參加清華大學留美考試，未被錄取。畢業後去保定明德中學任英語教師。年底生病回京，病愈後回清華研究院，專事戲劇研究。1934年1月，由鄭振鐸主編，巴金、靳以編輯的《文學季刊》創刊，巴金在靳以那裡看到《雷雨》後，主張立即發表，7月，《雷雨》發表於《文學季刊》第一卷第三期。當時並沒有引起國人的注意，而引起了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的好評。1935年，由東京帝國商科大學的中國學生邢振鐸譯為日文，由留日學生劇團中華話劇同好會於4月27日在東京神田一橋講堂首演，郭沫若看後立即撰文《關於曹禺的〈雷雨〉》，大加贊賞。8月17日，在天津市立師范學校孤松劇團作國內的首次公演（也是該劇第三次公演），立即引起轟動，著名京派戲劇家兼評論家劉西渭（李健吾）發表《〈雷雨〉》一文稱：這是"一出動人的戲，一部具有偉大性質的長劇"。

　　《雷雨》廣泛地吸收了西方戲劇的優點，明顯受到易卜生戲劇『社會悲劇』、莎士比亞戲劇『性格悲劇』和古希臘戲劇『命運悲劇』等西方戲劇觀念和創作方法的影響，並將它們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成功地表現了20年代中國帶有濃厚封建性色彩的資產階級家庭中各種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成為中國現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劇，從而使話劇這種外來的藝術形式完全中國化，成為我國新文學中一種獨特的藝術樣式。 

　　大多數作家的創作都是由情感的洶湧激流推動的，不僅如此，這種情感的潮水還將強烈的折射到創作的具體過程和創作內容。曹禺就是這類情感十分豐富的作家。他在創作《雷雨》時，就『隱隱仿佛有一種情感洶湧流來推動我，我發泄著被壓抑的憤懣，毀謗著中國的家庭和社會』。

　　同時，他還力求通過對故事的真實描寫，把嚴酷的人生深刻地描繪出來，並通過人物命運的高度巧合提示人物命運的殘酷性。

在《日出》的創作中，曹禺更是較之寫《雷雨》憋滿了一腔憤怒之情，這是他情感的又一次更強烈、更深沈的輸出，是作家崇高的人道主義對舊世界的控訴。

　　《北京人》是曹禺寫的最好的劇本，它是經過很長時間的思索而完成的。它既蘊含著作家的希望和憧憬，又體現了作家對戲劇審美境界更高的追求和向往，它是曹禺創作歷程的一個高峰，是一部傳世的傑作。

 

　　觀察生活是曹禺的習慣。他總是揣著一個小本子，隨時把觀察到的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談、動作記在筆記本上。一次，一位做豆腐的老婆婆使他他產生了興趣，他一觀察就是三天。

　　在寫《日出》的時候，他經常到妓院聚集的地方去了解、調查。有一次差一點被打瞎了眼睛。他還冒著被熟人看見，名譽受損的危險。為了獲得資料，為了在黑暗的角落從那些污穢的『可憐人身上』發現人間美好的心靈，他遭受了不知多少折磨、傷害，甚至侮辱。曹禺就是這樣以一個藝術家獨特的人格魅力去實現自己所追求的美好目標，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在創作過程中，曹禺是一個不敷衍的人。他潛心設計結構，他在戲劇結構上的高超和妙手天成，是『五四』以來任何一位劇作家都無可比擬的。在人物塑造上，他更是花費了全部心血。在創作《雷雨》時，他給人物寫小傳、札記，所以，每個人物出場時都有一段非常精彩的人物介紹。這是曹禺的發明，在他以前還沒有人這樣做過。

我們從曹禺的一些作品中就能察覺到其觀察思考的重要性。

　　《日出》以30年代具有中國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天津為背景，以"交際花"陳白露的華麗客廳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寶和下處』為具體地點，展示了『有餘』和『不足』兩個社會階層完全不同的生存狀態，實現了對『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社會的揭露。全劇共四幕，其時間分別為：黎明，黃昏，午夜，凌晨。作品主要描寫了三類人物：一是受五四新文化影響而在社會上發生不同變化的青年學生，如墮落為交際花的陳白露、仍然向往光明的方達生；二是"有餘者"的代表和附庸，如銀行家潘月亭、大豐銀行襄理李石清、富孀顧八奶奶、面首胡四、打手黑三、洋奴張喬治、大旅館茶房王福昇以及沒出場的惡霸金八等；三是社會底層的『不足者』，如妓女翠喜、被銀行拋棄的小職員黃省三、不幸落入黑社會之手的小東西等。 
　　曹禺在清華讀書期間，特別是在河北女子師范教書期間，見識過許多『娜拉式』的新女性，陳白露就是她們中的一位。在沒有走進社會之前，她們都是美麗而純真的"竹均"，對未來充滿理想；走進社會後，很快就變成了玩世不恭的『白露』。她們憑借著自己的聰明和美麗，在娛樂圈裡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暫時在現代大都市中站住了腳，沒有重蹈子君的覆轍，但是，卻面臨著娜拉和子君都未曾遇到的一個新問題：如何抵御金錢的誘惑和腐蝕。於是，很快投入了銀行家潘月亭的懷抱，完成了從『不足者』到『有餘者』的變化。方達生的出現，喚起了陳白露對過去的美好回憶，但過去的美好也僅僅是回憶中的一點殘留，她清楚地知道，已經回不去了，自己只是潘月亭養在鳥籠裡的一只金絲雀，即使有方達生的援救，即使鳥籠的門可以打開，也已經喪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不會自己覓食了。陳白露是作者心中的一個理想，也是作者對這個理想的哀思，因此，即使她已經被徹底的鏽蝕，但在作者的心目中，她仍然是一個富有同情心的女性，為了保護被人隨意買賣的『小東西』，甚至不惜與金八作對。 
　　在作品中，潘月亭、李石清和黃省三，構成了一個既互為對照又互為補充的『三段式』人物鏈，很好地表現了『有餘者』和『不足者』的對立和變化。潘月亭和黃省三可以看作是『有餘者』和『不足者』的代表，而李石清則可以看作是從『不足者』變為『有餘者』的典型。因此，作品中的『潘李之間的衝突』和『李黃之間的衝突』都是作者有意識地要『著力』描寫的重點片斷，其主要目的就在於讓人們看到『損不足以奉有餘』的『人之道』的『殘忍』。

 

　　曹禺是現代文學史上時代特色比較鮮明的作家。他不像有的文人那樣懂得和善於保護自己，甚至有時顯得缺少獨立思考。通過他，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極其偉大的、天纔的人是如何被時代蠱惑、扭曲、吞筮。可以這樣說：由於時代、社會的原因，妨礙了他成為莎士比亞式的人物。盡管如此，從《雷雨》、《日出》、《原野》到《北京人》，曹禺以不懈的藝術探索精神，在現代話劇的思想和藝術高度上，奠定了自己作為中國現代話劇史上一代藝術宗寶貝的無可爭辯的歷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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